韩庆祥：论“中国理论”——理论中国与理论力量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是致力于实现强起来,由大国成为强国。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具有诸多标志。一般来讲,人们较注重从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来谈论这些标志。其实,实现强起来,也包括理论、思想的强起来。如果一个国家在物质上强起来了,而在理论、思想上还没有强起来,那不是真正的强起来。中国要实现强起来,还要注重从理论、思想方面强起来。这就要求注重“中国理论建构”,彰显“中国理论力量”。

　　一、把理论创新置于实现强起来的应有位置

　　真正的强大,当然首先是物质硬件上的强大,诸如经济、科技、军事的强大,同时也必须包括理论、思想上的强大。从哲学上讲,整个世界从根本上可以划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大类,精神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其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只有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世界,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物质世界的强大,一个国家发展就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支撑;没有精神世界的强大,一个国家发展就缺乏灵魂、气质、品格、格局,其物质强大也不会持久。理论、思想的强大,自然是物质硬件强大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在理论、思想上大多具有重要的建树。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理论、思想,且许多理论、思想在当今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美国专家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文化软实力论”“历史终结论”“新实用主义”等,便是如此。尽管其中一些理论、思想带有某种“病毒”,在世界上具有副作用,但其影响力依然存在。德国也属于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其理论家、思想家、也比较多。德国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其中许多思想、理论影响也比较大。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和宇宙观,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代现象学,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彼得楚尔特(Josef Petzoldt)的经验批判主义,施利克(Moritz Schlick)的逻辑实证论,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权力的分类理论和理想的行政组织的管理制度理论,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等等,至今依然具有较大影响力。英国、法国、日本也属于世界上较为强大的国家,也涌现出不少理论家、思想家,他们的理论、思想至今影响着世界。

　　当今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也就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方位。这既意味着我国在物质方面逐渐强大起来了,也意味着在物质方面要继续强大起来的同时,还需要在精神方面强大起来。精神方面的强大,主要体现在成为“文化强国”,而“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具有原创性、标识性、代表性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及其所具有的世界影响力,而且这些理论、思想能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只有在物质硬实力方面强起来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或思想理论方面强起来,才是真正的强起来,如果精神文化或思想理论方面还没有真正强起来,那不是真正的强起来,也不会真正得到世界的认同,也会时常听到“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而不会生产价值观”的嘲讽。我们党之所以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要注重全面发展,其中包括文化发展。而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注重理论、思想的原创和建树。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在新时代,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因此,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呼唤理论家、思想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一个日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强起来,在思想上站起来,不仅要为世界贡献更多的物质产品,也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从而彰显中国理论的力量。然而,当今我国的理论、思想建构还没有完全达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世界性、引领性还没有完全、真正建构、确立起来。因此,反映时代需求和呼声,构建中国理论,彰显中国理论的力量,属当务之急。

　　二、理论力量必须用理论力量来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方的器物、技术、资本、制度、管理等方面,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但影响最大、最深刻、最持久的,当属西方的思想、理论。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唯西方马首是瞻,凡事言必西方,我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受西方影响相对比较大。当然,向西方学习,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拓宽我们的学术研究空间,提升我们的思维格局。然而,这也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带来极大挑战:在我国有些地方、有些领域出现了“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的现象,我们一些人的头脑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的“跑马场”,西方某些带有“病毒”的理论、思想冲击、侵蚀着我们的思想长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毒害着我们的头脑和思想,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极大风险。马克思曾经讲过,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理,我们认为,理论力量只能用理论力量来摧毁。要摧毁西方带有“病毒”的错误的理论力量,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我们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就是要积极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构建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影响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当我们自身肌体的免疫力增强了,就有助于抵抗外部世界、周围环境的病毒;当我们自身的理论、思想“免疫力”增强了,就会增强我们自己的理论判断力、理论鉴别力、理论抵抗力,从而自然就有利于抵御西方带有“病毒”的思想理论的侵蚀。不注重提升我们理论的“免疫力”,只满足于喊出“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等震撼世界的词句,是难以从根本上破除带有“病毒”的错误的理论和思想的。习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不仅让世界知道有一个“舌尖上的中国”,更应该让世界知道有一个“理论中的中国”。这就充分表达了构建中国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意味着理论的力量是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一种抵御西方理论、思想“病毒”的有效力量。

　　理论力量有其来源。其一,它来自于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要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最好的办法,正像恩格斯所讲的,要学习哲学和哲学史。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髓、最智慧的精华都体现在哲学里。其二,它来自于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能反映历史规律,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实践需要,关注民众呼声,也能深入人民的心灵世界,以大众化的方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因为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发展需要的程度。其三,它来自于能为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能解决问题的理论必然是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即具有力量的理论。

　　理论力量有其具体体现。其一,对理论的信仰。人们一旦对一种理论产生一种信仰,这种理论就会直接指导他们的行动或活动。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以及一些宗教理论。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二,理论为人民所掌握。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比如,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堪称“中国奇迹”,就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指导有关,与这些指导思想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有关;其三,理论的聚心、攻心作用。思想理论具有凝聚人心或攻心的作用。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其文化、价值观、思想理论来攻心。比如,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就具有攻心的作用。这种理论力量对我们具有副作用,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理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指导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思想理论具有凝聚人心、凝聚共识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强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来画出更大的同心圆;其四,对理论的话语表达。话语的背后是道。思想理论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品质,而对思想理论的表达,是呈现理论力量、思想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五,理论的逻辑。理论逻辑的魅力是理论力量的一种体现。一种理论若具有严密的逻辑,其呈现出的逻辑力量之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其六,理论能揭示客观真理,并能满足合理政治发展的需要。正确的思想理论意味着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而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有助于做出科学决策,当然,科学决策有助于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需要思想理论支撑,而能支撑政治的思想理论必然具有影响力,呈现出理论的力量。

　　三、深入把握中国理论及其构建的基本路径

　　既然理论力量如此重要,那就要自觉主动地去构建中国理论。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理论?中国理论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需要从以下基本方面入手,来构建中国理论。

　　第一,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或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及其实践发展新要求的全面理解和深入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当今我们要构建中国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根本遵循,也是理论基础、思想来源。

　　第二,需要厘清“六大逻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接地气,就是要走出“象牙塔”,深入实际、深入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建党以来近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40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解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逻辑,进而理解上述“逻辑”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的奋斗逻辑,从而把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搞清楚,把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之优势搞清楚,把好中国脉、开好中国方。只坐在“象牙塔”里,面对的都是问题,走出“象牙塔”,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人民群众,才能读懂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进而才能真正用中国理论解释好中国实践,才能真正为人民立言。

　　第三,贯通中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清醒剂。因而要具有历史思维,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血脉、基因和源流;同时,还要汲取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有益的合理因素;还要把握时代发展趋势。这叫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第四,要基于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的根源、本源在于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发源于中国道路,即中国道路是中国奇迹的发源地。因而,我们要从中国奇迹的背后揭示出中国道路的优势,从中国道路中发掘中国奇迹的密码。要而言之,中国奇迹要到中国道路中去寻找。因为中国道路蕴含着领航者(谁在领航、往哪领航)、历史方位(我在何处)、战略目标(走向何方)、总体方略(走法如何)和推动力量(何以推动),而领航者、对历史方位的判断、对战略目标(方向)的确定、对总体方略的选择、对推动力量的整合,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发展,进而促进中国走向成功。正因如此,中国道路应成为并且也是中国理论的发源地或实践基础,我们必须用中国理论来阐释中国道路,或者说要基于中国道路来构建中国理论。

　　坚强领导、历史方位、战略目标、总体方略、推动力量,构成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中国道路的坚强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存在于、形成于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方位;中国道路中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道路中的根本路径或总体方略,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从而集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道路中的推动力量,是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及其合力。要基于这五个核心要素来构建中国理论。偏离这五个核心要素,所构建的中国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缺乏把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缺乏研究,是难以构建中国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必须具有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情怀。这种情怀,首先是用心,与党、国家和人民心连心,把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在心上。与党、国家、人民的“心”相距甚远,是构建不了中国理论的。其次是用情,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这一职业当作事业,既以真挚的职业情怀研究党、国家和人民,书写党、国家、人民,把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书写好,把当代中国人民的精彩生活表达好展示好,又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着眼于人们的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最后是用功,集中体现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功力。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在于抓住“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根本弦。就是说,要构建中国理论,坚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尤为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写出时代名篇和历史杰作。

　　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理论,简要来说,就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强国理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问题,即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这一“强国理论”展开来说,包括以下核心要义:(1)历史方位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2)民族复兴论——使大国成为强国(实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3)人民中心论——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人民幸福(实现强起来的价值导向);(4)发展理念论——新发展理念(实现强起来的根本之道);(5)“两大布局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强起来的总体方略);(6)战略安排论——“新三步走”战略(一个决胜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实现强起来的总体方略);(7)强军战略论——富国必须强兵,强国必须强军(实现强起来的军事保证);(8)命运共同体论——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实现强起来的国际环境);(10)深化改革论——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现强起来的根本动力);(11)强大政党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实现强起来的领导力量)。

　　总之,“强国理论”就是一座理论大厦:历史方位,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地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好比夯实在这一“地基”之上的“两大基石”;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战略安排论,好比分别是从道、术、行来讲立在“两大基石”的“三根柱子”;强军战略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铜墙铁壁”和“挡风遮雨的房顶”;命运共同论,好比一座高楼大厦的“周边环境”;深化改革论,好比盖一座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强大政党论,好比盖一座高楼大厦的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一“强国理论”4也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历史方位论属于立论基础;民族复兴论和人民中心论属于奋斗目标;发展理念论、“两大布局论”、“战略安排论”属于基本路径(或总体方略);强军战略论、命运共同论和深化改革论属于根本保障;强大政党论属于领导力量。